刑訴法明確要求，“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証據的”，同樣“應當依法予以排除”。而這方面的認定權限，顯然在法院而不在檢察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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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星校長周文斌案，經歷曠日持久的一審、二度一審和二審程序后，最終於2016年12月21日落槌改判。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周文斌犯受賄罪、獲刑12年，沒收個人財產100萬元，對其受賄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繳。而此前，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其犯受賄罪、挪用公款罪，判處其無期徒刑、沒收個人全部財產。

　　盡管二審否定了一審認定的5875萬元挪用公款、160萬和13萬元受賄的定性與量刑判決，隻認定其受賄人民幣1938.8萬元，並據此量刑﹔但是，周文斌在一審中聲稱曾遭到刑訊逼供，要求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程序的要求，在這次二審中仍然沒有獲得法庭的支持。檢方表示，周所稱的刑訊逼供是在紀檢部門調查期間所遭遇的，而非檢察機關造成，不符合非法証據排除程序的啟動要求。

　　法庭之所以不同意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程序，依據的是《刑事訴訟法》第54條的相關規定——在偵查、審查起訴、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証據的，應當依法予以排除，不得作為起訴意見、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。曾有法學學者認為，“二度一審”期間周文斌及其辯護律師提出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程序，系“判斷失誤”。

　　但是，公訴人對上述問題所做的解釋，卻引發了一些爭議。因為公訴人所說“周文斌所稱的刑訊逼供是其被紀檢部門調查后遭遇的，而非檢察院造成”，其實並不能必然推導出“不符合非法証據排除程序啟動要求”這一判斷。刑訴法明確要求，“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